在距离肯尼亚“长跑之乡”埃尔多雷特30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小镇，靠近着东非大裂谷，它的名字是“埃藤”。无论你在一年中的哪个时节去到那里，都可以在镇上集结出一支500人的长跑大军，而且并非等闲之辈的简单集合，他们都具备实力在欧美的公路赛上一争长短。在这个朴实的、依旧充满着农耕气息的小镇上，也许你随意敲开一扇门，从里头走出的就是一位长跑领域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或者波士顿马拉松赛的卫冕冠军。埃藤，是个“奔跑”着的小镇，一个传奇小镇，虽然它的外观是这么的不起眼，但长跑皇冠上的明珠却当之无愧。

　　埃藤：长跑者的天堂

　　饭桌旁，一日三餐；公路上，一日三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论是埃藤的原住民，还是那些为了相同目标而聚集于此的长跑者，他们在这片海拔8000英尺高地上的生活都仿佛是规律的、简单的且满怀希望的。

　　如果埃藤不是长跑者的天堂，那也是这些修行者在陆地上得以膜拜的神殿。这里的日照充分，日均12个小时，夏季清晨4点便日出了，冬天也不会迟于8点。全年气候宜人，温度不会超出10-26摄氏度这个范围，而且空气里不会传递出潮湿的感觉。8000英尺的海拔高度则对选手血红蛋白携氧力、有氧呼吸效率以及机体抗乳酸能力的提高大有助益。

　　“长跑是最容易的运动，它不需要任何器械，甚至不需要鞋子。”这句话代表着肯尼亚的一种精神和一份期待。只要不是太糟糕的天气，埃藤的“生物钟”都会走在精确的时间点上：晨跑，清晨四五点开始；二练，早上8点；三练，下午4点。埃藤没几条像样的跑道，但空地倒有不少，而训练者们最钟爱的练习场便是连接着埃藤和埃尔多雷特的那条称不上宽阔的公路。

　　近五年来，埃藤的“现代化建设”可谓也赶上了趟，虽然年纪稍长的那一辈人还是更乐意把时间花在农田里，但越来越多的旅社和餐厅还是鲜亮地登场了。旅游业的带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更为主力的还是那些远道而来的欧美长跑选手。“他们会雇人料理家务，做饭、洗衣什么的。这在肯尼亚选手中简直不可想象，他们(欧美选手)居然负担得了这样的额外开支。他们中的有些人态度会有点奇怪，只和在俱乐部练习的选手交流或者就是和自己同伴。”勒内·萨马尼是当地一家小旅社的经理，他从小就长在埃藤，所以在观察变化这一点上，他的说法还是有点权威的。

　　肯尼亚的道路大都修建得不宽，路上行驶的车子则以日本二手车居多，要不就是充作公共交通用途的“马他突”(一种小客车)。不过，在连接埃藤与埃尔多雷特的那条交通要道上，人们却不禁要感谢这份萧条。“如果是在美国，这样的训练方式简直像自杀。”沐浴在阳光里，尘土也是难得扬起，外来者们怀揣好奇地向前跑去。而对全情投入在奔跑中的原住民们来说，也许这一日三练正搭上了他们外出购物的“顺风车”。

　　冠军教练竟是地理老师

　　埃藤的圣帕特里克高中，在这处点缀着绿色的校门外，人们已经太习惯见到这样的画面了——几个孩子一边安静地等着，一边睁大好奇的眼睛向校园里望去。他们在等一个人，科尔姆·奥康奈尔牧师，圣帕特里克高中的前校长和现任田径队教练。

　　58岁的奥康奈尔并不是谁的专属教练，但在过去的30年中，他的训练营里却相继走出了100多位世界级的长跑名将，其中就包括男子8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维尔森·契普凯特、1988年奥运会1500米金牌得主彼得·罗诺和三届波士顿马拉松赛冠军易布哈辛·胡森。成年选手来到埃藤，他们寻求的是理想的训练环境，但孩子们所需要的显然更多一些，引导者的作用往往也是决定性的。

　　32年前，当奥康奈尔离开祖国爱尔兰到肯尼亚埃藤时，他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暂的环境转换——在圣帕特里克高中当两年地理老师，然后回国。但结果，毫无长跑训练背景的他居然在异国他乡的操场上教起了孩子们跑步，一干就是30多年。

　　“圣帕特里克的(长跑)传统并不是从我这里才开始的，之前已经有许多老师为此付出过，我只是继续他们的工作。”圣帕特里克的校园里栽种着不少树，其中很多都是为了纪念在跑道上获得荣誉的学生而栽下的，它们大小参差的模样其实正记述着这所学校的传统。“最老的那棵是属于麦克·鲍伊特的，他是1972年奥运会的奖牌获得者，而那些小的就代表了维尔森·契普凯特和伊萨克·松高克。园丁已经开始抱怨了，他要求我们往后栽种灌木作纪念，因为‘这儿已经快成一片森林了’。”

　　渴望的孩子、日复一日的训练、不断注入的新讯息和从欧美田径赛场上传回的捷报，奥康奈尔的生活将在这样的循环中继续，同时他也提醒自己，一定要与肯尼亚的长跑氛围保持距离。几乎每一餐，奥康奈尔都坚持要在家里吃；对于苦等自己的孩子，他给出的回应也往往是平静的“你下回再来吧”。“这很重要，不然你很快就会被肯尼亚人的那种(长跑)情绪所感染、影响，失去自己的节奏。”

　　沙赫恩：百万美元转会费的反噬效应

　　用双腿来改变命运，每当有陌生的面孔开着豪华SUV进入埃藤的时候，那些成年的或者尚未长成的肯尼亚人的眸子里都会闪耀出别样的光芒。哪怕车上的人不会对他们历经考验的腿瞥上一眼，他们也能兴奋一阵子，尤其是那些大孩子。

　　“也许那是经纪人的车子，他来挑选运动员了。我相信只要我继续努力，总有一天会有机会去比赛的。”娜迪·契贝恩是一个20岁的肯尼亚姑娘，她的家在距离埃藤60多公里远的一个小镇上，三年前在家人的资助下，她一个人搬到埃藤，开始了训练。“像我这样训练的人还有很多，其中女孩子也不少。最初入选奥康奈尔训练营的那8个女孩，她们都成功了，成了名人，就像泰格拉·洛露普(长跑领域多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那样。我的父母觉得长跑很有前途，所以也不会催着我结婚。”

　　如果跑步能挣钱，为什么不让孩子去尝试呢？这个想法吸引着整个肯尼亚投身到了长跑运动的激情中，他们成功了，但一种反噬效应也随之而来。

　　2003年田径世锦赛，一个名叫赛伊夫·沙赫恩的卡塔尔人狠狠地伤了肯尼亚人的心，在男子3000米障碍赛的跑道上。从1991年起，肯尼亚人从未在世锦赛上失去过这块金牌，而他们在奥运会上对该项目的垄断则更要追溯到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在成为“沙赫恩”之前，这位冠军获得者的名字是斯蒂芬·切罗诺，肯尼亚如假包换的3000米障碍赛之王，以及该项目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100万美元的“转会费”、1000美元的月工资以及卡塔尔与肯尼亚间暧昧不清的默契，沙赫恩的这次转换国籍事件在肯尼亚全境内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不似茶余饭后的闲聊，而更像是关切自身利益的假想。

　　沙赫恩说：“在肯尼亚，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所以在我眼里，没什么比钱更重要。”在美元开始“肆无忌惮”地贬值前，肯尼亚的人均年收入大约是1000美元，而如沙赫恩这般的顶尖选手，他们每年的薪水和参赛的奖金收益会达到20万美元。“这是一个不错的比例，但对那些极具天赋的人来说，他们有权利去追求更多。”《纽约时报》专栏评论员蒂姆·凯恩特写道。

　　理想中的荣誉和现实中的支票，沙赫恩不是第一个作出抉择的人，只是他的坦白让祖国人民有点经受不住，同时也让部分的人开始摇摆不定。埃藤依旧是全世界长跑人才最多的地方，肯尼亚依旧是长跑大国，但他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输出”尴尬。2004年雅典奥运会，沙赫恩由于转换国籍尚未满三年，在肯尼亚的抗议下，他被拦在了奥运的大门外(结果肯尼亚选手包揽了3000米障碍赛的金、银、铜牌)。而这回的北京奥运会，始终少有在大赛上自我证明机会的沙赫恩终于要上场了。

　　改变，为了奥运

　　背井离乡，饱受非议，这样的生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的，所以更多的肯尼亚长跑人才还是安于自己的这个国籍。

　　迪莫斯·契普盖特，2005年波士顿马拉松赛的冠军得主，就是经由俱乐部体制培养出来的一位世界级选手。除了出国参赛的日子，他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会在埃藤度过。“付给俱乐部15%的佣金，我觉得这是很应该的。是他们让我有了系统训练的机会，然后还把我送出去参赛。”

　　对于习惯大都市的人来说，肯尼亚长跑者的生活简直有点像是苦行僧在修行。五六个人挤在一间卧室里，没有电视、电脑，每天的伙食又几乎一成不变：米饭、土豆、玉米、木瓜、牛奶和牛肉汤。虽然在大裂谷附近有一处还算像样的训练场，但其实绝大部分人是把车辆穿行、尘土微扬的公路当作了跑道。

　　但是，在这一派蓬勃运动着的背后，肯尼亚在国际赛场上的满足感却不复当初。“现在的肯尼亚人是参加大奖赛的运动员，而不是参加世锦赛、奥运会的材料，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挣钱。”1991年东京世锦赛男子5000米冠军利莫评论道。高密度地参赛，不断地赢取奖金，经纪人在一流选手的身上不断计算着最大化的收益，于是，当肯尼亚需要这些选手披挂上阵，为国出赛的时候，他们要么已是强弩之末，要么就是被撺掇得不愿和队友合作。

　　肯尼亚田径协会从2006年开始，他们就加强了对体育经纪人的监控，把那些过分“压榨”的人除名，同时也对本国选手的赛季计划加强了关注。今年5月下旬，肯尼亚奥委会出资近两百万先令(约合3万多美元)，帮助肯尼亚田协在首都内罗毕和埃尔多雷特建立了两个奥运训练营——这是该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建集训营。自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以来，埃塞俄比亚的金牌总数都一直压着肯尼亚。作为东非大陆上的一对长跑“死敌”，肯尼亚人一心想在北京奥运会上打场翻身仗。

　　专题撰稿/本报记者 章丽倩